日前，“第三届贵州诗歌节”在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落幕，诗歌节围绕“中国新诗百年”这一历史节点和“百年新诗再出发”主题展开，省内外百多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齐聚乌蒙，回顾过往、展望未来，助力贵州高原成为中国新诗的高原。

　　诗歌节设置了“尹珍诗歌奖颁奖仪式”，“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全国著名诗人看贵州、写贵州大型采风活动，“百年新诗经典回顾”诗歌朗诵会四项活动。

　　用诗的语言讲述多彩贵州故事

　　随着“尹珍诗歌奖”在乌蒙杜鹃山区第三次颁发，本届“贵州诗歌节”大幕拉开。本届“尹珍诗歌奖”共产生创作奖5名、新锐奖4名。其中，李寂荡诗集《直了集》、姚瑶诗集《芦笙吹响的地方》、西楚诗集《妩媚归途》、睁眠诗集《狂奔》、龙险峰诗集《你是我除夕等候的新娘》获创作奖；曾入龙组诗《春风近》、吴治由诗集《途经此地》、马晓鸣诗集《白日有梦》、李静诗集《荷叶上的太阳与月亮》获新锐奖。

　　“尹珍诗歌奖”以黔地汉代大儒尹珍为名，于2013年设立，是贵州新诗的最高奖项，旨在接续黔地悠久的诗歌传统。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绪晃在致辞中说，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产生过一批有风骨、有灵魂的诗人。在明代，贵州涌现出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儒理学家杨龙友和被誉为“天末才子”的诗人谢三秀；清朝，贵州有著名学者、“黔中诗帅”周渔璜以及“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近代，贵州出现了精通诗歌、书画、词曲、经史的文化名人姚华；新中国成立以来，又诞生了李发模、唐亚平等一批代表性诗人，可以说是人才辈出。

　　近年，贵州诗歌创作取得明显进步。先后有多位诗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贵州省文艺奖等国家级、省级重大奖项，并呈现出地域性创作的特征，出现了黔北诗歌现象、黔南诗人、绥阳诗乡、“印江四诗人”、“高原诗”等繁荣景象。贵州诗人的创作，已经开始呈现出不同年龄段交相辉映、多声部共同演绎的多元格局。既有对现实的关注、对历史厚重感的倚重与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的诗意呈现，又有对地域文化的开掘与拓展；既有对语言的深度进入，又有对口语可能性实验的秉持与狂欢，当下贵州新诗所展现出来的，是百年以来最为绚丽的景观。

　　主持“尹珍诗歌奖”评选工作的贵州省作协，历来高度中国重视诗歌创作，把诗歌创作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同步推进，把诗人同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家同步推出。贵州省作协下成立了诗歌委员会，吸纳大量本土优秀诗人进入作协组织，并在贵州各高等院校成立了诗歌创作研究中心，多方位鼓励引导诗歌创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总结说，贵州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贵州的诗人为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年来，贵州省作家协会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为培养人才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三届贵州诗歌节就是贵州作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发挥组织与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通过诗歌节设置的论坛，可以更好地进行学术讨论，梳理诗歌与时代、人民与生活的关系，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诗歌节设置的著名诗人看贵州、写贵州大型采风活动，为百名诗人用心聆听贵州声音、品味贵州文化、感受贵州时速提供了场景。诗人们在采访中纷纷表示，要用诗的语言，讲出亲眼见证的多彩贵州故事。

　　中国新诗百年回顾活动收官在贵州

　　在“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研讨会上，著名批评家、海南大学教授徐敬亚说：“近一两年来，全国各地都举办了‘中国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此次高峰研讨，让中国新诗百年的回顾活动收官落子在贵州，希望中国新诗的下一个百年从贵州出发。”

　　如果说徐敬亚为中国新诗的承前启后赋予了一个地域纬度，吉狄马加则为中国新诗的历史和未来构建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他说，回望中国新诗一百年，要放在中国几千年诗歌史的大背景中来审视，不能割裂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孤立地看新诗百年，而是要从语言、形式、题材、美学传统等方面，寻找数千年诗歌传统与百年新诗的内在联系。新诗百年再出发，则要放在世界诗歌发展格局上看——五四时期新诗诗人大多有留洋的背景，许多诗人一手从事新诗创作，一手从事诗歌翻译；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热，很多诗人的创造都受外来诗歌的影响。展望中国新诗，要和我国新诗界的翻译诗歌传统和外来诗歌传统联系起来。

　　对此观点，诗人南鸥说，新诗的发展风雨兼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诗经过众多优秀诗人的抒写，已经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诗歌文本与诗学理论，构成我们再出发的诗歌与诗学的文本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思潮为主体的欧美哲学与美学，为我们再出发提供了哲学支持；而改革开放近40年来社会的转型巨变，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辽阔的原生资源，构成了我们百年新诗再出发的现实基础。“在百年新诗的历史节点之上，在对百年新诗的回望之中，对其走过的历程进行有效梳理与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再深入思考汉语新诗发展的潜脉与身姿，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诗学课题。”他说。

　　研讨会上，诗人和评论家们还就新诗的作者属性问题展开了探讨。当下，随着手机和自媒体的出现，诗歌不再是诗人的专利，也成为大众精神生活表达的一种文体；甚至还有大量诗歌被创作出来后不为发表、不为成名，只是藏在抽屉里。徐敬亚肯定了这一“诗歌现象”的积极价值：“诗已成为现代人的自我拯救术。诗艺就如摄影一样，是新诗的一个出发点。至于诗歌好不好，反而不重要。”

　　《中国新诗》主编谢克强先生坚守“新诗创作经典化”观点。他认为，新诗写作需要有门槛，诗歌非但不能降格，而且要朝着成为经典的方向发展。叶延滨表示：“一方面，诗歌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进入民众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诗歌写作发表‘没有门坎’，可能消解诗歌艺术的精神高度与创作难度。正因为如此，再出发的中国诗人们走在新时代，应该与我们的伟大事业同行，与奋力拼搏的百姓同命运，写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并且让全人类读懂中国精神的不朽诗篇。”

　　贵州民族大学喻子涵教授则认为，面对下一个新诗百年，我们或许需要四个自觉：“诗人的主体性自觉，自觉接受、吸收、运用西方现代诗传统和中国民族化、大众化传统，就能自觉掌握诗歌创作的规律，提高审美创造能力；诗歌文本的自觉，核心问题是思想问题和语言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的关键；时代精神承担的自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现代诗歌要有一种在场感、鲜活感、力量感、命运感，要有审思性和批判性，准确把握当下的社会情绪，突出现代审美特征；传播方式的自觉，要打破传统书籍、报刊经典传播的神圣窄门，充分利用影视平台、网络媒介、手机终端、会展空间、音乐沙龙、景观场所、校园环境等载体，使之自觉成为当代诗歌的创作与发布平台。”

　　叶延滨在“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谈论百年新诗再出发，是要回顾和总结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包括各民族诗歌传统的宝贵遗产，百年中国新诗已经成为这个传统上新的一环。谈论中国新诗的再出发，更要放眼全球，使中国新诗成为民族伟大复兴最优秀的代言者。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上，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使这届诗歌节有了理论高度，是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次研讨会也为近两年持续热烈的百年新诗纪念研讨活动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中国新诗的前途描绘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记者 郑文丰)